[德]马里奥•温宁，林育川译
摘要：文章讨论了社会批判、规范性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批判理论过于关注正当性问题，从而对其提出修正。首先，文章阐述了反对哈见马斯的正当性理论—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从语言中发展出一种规范性基础的观念—的诸多意见。其次，文章指出语言与规则之间的悖谬性关系，它产生于每一个语言行为中内含的普遍姓与特殊性之间的紧张。最后，文章提出了对于批判理论的修正，这一修正利用了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基于下述的洞见，即语言就是“为世界解蔽”，因为它提供了新的意义而不仅仅充当正当性的工具。文章表明，批判理论不能只专注于正当性的任务，而应该通过关注意义，以使对规范性的考察更为完备。为正义而奋斗与为重建意义而奋斗，构成当代批判理论的双重任务。
关键词：批判理论哈贝马斯阿多诺语言规范性意义世界的解蔽
由于尤根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改造，规范正当性问题已成为发展任何有规范性依据的社会哲学的核心话题。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我们或隐或地支持什么？我们如何证明和保证我们支持的规则是正当的呢？在运用规则为错误的规范性形式作正当性论证时，我们如何避免践言矛盾呢？哈贝马斯趄越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指出我们需要建构）一个辩护性框架，以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探寻评估社会条件和社会实践的规则。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主张批判理论必须建立在一个内涵丰富的交往理性的观念之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自身的改造，才有可能将规范的社会理论，从一种缺乏规范性根基的总械性批判中拯救出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致力于未竟的现代性这一解放的承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成了可据以重建批判理论作为启蒙理论的真正继承者的地基。
在本论文中我将首先概括自己对一种隐秘的基础主义努力的反对意见，这种努力依据交往理性发展出一种正当性的理论，在尤根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努力。我认为哈贝马斯试图将道德建立在一种基础主义的语言观念之上—这种语言观念被賦予一种趋向于相互理解的取向，这种努力不仅从认识论的以及社会政治的基础上看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它还是建立在一种成问题的和令人费解的非批判的规范性—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观念之上。
针对上述对于语言的理解，我将提出一些关键性的修正，即对批判理论的修正，目的在于为一种葆有激进的自我批判理想的关于语言的批判理论作出贡献。简而言之，我认为，一种修正了的批判理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会通过解释发生于每一个语言行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承认语言与正义之间的悖论式的关系从而为一种可行方案提供框架以取代哈贝马斯的方案。论文指出在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特别是阿多诺关于语言和批判哲学的使命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替代方案可用于处理哈贝马斯的进路中明显存在的诸多问题。我特别捍卫这样的一个论断，即一种自我反思的激进的批判并不以证明某些规范性行为的正当性为首要任务。反之，其任务在于揭露结构病理学的基本形式在这种解释中，批判理论以一种为世界解蔽的形式利用语言，而不是将其作为证明规范正当性的基础。这种努力意欲证明，
一种批判理论不能局限于关注建构自身的规范性基础，而必须以对意义的关注作为补充。为正义而奋斗和为重建意义而奋斗，可以被视为当代批判理论应对未竞的现代性问题的双重任务。
哈贝马斯已经指出，现代理性的进步并不带来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断言的那种向野蛮状态的退化。在彻底地拒斥作为实现统治欲望之工具的启蒙理论之后，有必要重建批判理论与各种有着广泛共识的规范性之间的联系。易言之，批判理论需要为解放的努力找到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将是充分理想的，以致于它不能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同时也将是充分真实的，从而它会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影响力。这包含着将解放行动的可能性置入一个先验的框架之内。交往理性的概念就是从受规则所支配的行为这一视角来解释规范性的约束。在哈贝马斯那里受规则所支配的行为，是作为说话者及文化所经历的发展进程的结果。每一个言语行动蕴涵着关于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与可理解性的有效性
要求。
哈贝马斯从哲学上对言语行动理论与发展道德心理学所作的综合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如此，他向交往理性的转向仍然不能表明这些规则是有助于解放的。即便我们接受说话者为了能够说话不得不作出某些假设，但话语伦理‘学仍然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它不能够表明为什么这些要求—在任何让人信服的意义上—足以作为那些相关规则之正确性的基础。即便这些要求的有效性通过论辩的程序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可能对于越来越多的文化具有约束性但我们仍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何这种发展应该结出规范性约束之果，并应被冠以正义之名为所有道德主体所接受。交往行为的核心原则是在特定文化条件中历经漫长的时间产生出来的因此不是先验的，或者用哈贝马斯所造的新词来说，它是“准先验的”。正如塞拉本哈比（所写的：
“交往理性的构成要素，如去中心化，自反性和各个价值领域的差异化只能在一种弱的意义上才可以被称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若非它们是有条件的学习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之内在演化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再现出来，我们就不能宣称它们是‘准先验的’。”
把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作为一种重要的启蒙工具—我们应该将其运用于特定的情形中来捍卫，似乎是极为合理的，而且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但是，断言交往意味着受到了“更好地说理则更少强制力”原则的引导，交往将使行动者更接近于相互一致，以及这种一致的内容类似于正义，则是一个启蒙的神话。由于将一种正当性理论建立在这些有问题的主张之上，哈贝马斯之后的批判理论发生了倒退，对语言的性质以及语言与正义的关系作出了基础主义的假定，走上了不归路。观点的交流，以达成理解作为范导性的目标，这一目标对于很多个人和各种文化来说都是重要的，在很多情形中，我们应该努力采取各种方式接近这一（范导性）理想但它决不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先验地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或者出现在所有的交谈之中。哈贝马斯观点中的这一缺陷，其根源在于预先地假定语言的作用以及语言的内在观念。交往和内在地致力于达成理解的某种语言观念，作为必不可少的工具支撑起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哈贝马斯从这一框架推演出或者确立起普遍的规则。然而，这样的观念即语言在最初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是用于传递理解（，以及其他使用语言的形式（例如工具性的、讽刺的和审美的）则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的和从属性的，是一种教条式的—并且在我看来是有害的—臆断。语言可能是一种增进理解的好的媒介。然而，这一主张并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关于如此这般使用语言的先验的观点。这一先验的观点使得言语行为的规范性维度和一致性力量承受过重的负担，并且被错误地理想化了。
这并不是说批判理论应该放弃对于语言的思考。对于语言的反思，不仅对于语言转向之后的任何道德理论来说是一致同意的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批判理论视为自我反思（理论）的话，另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则是建构一种批判的和辩证的语言哲学。正是借助语言这一媒介，社会批判才得以实现。因此，批判性地反思语言的潜能和限度，特别是反思在概念使用中出现的那种特定的规范层面上的矛盾性，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为了建构这样一种批判的语言哲学，需要对语言和规范性的关系做出比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更为激进的辩证的解释。只有那样，批判的自我反思的进程才不会被武断地终止，并为基础主义的观点所取代。
哈贝马斯的导师阿多诺为语言的反思指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方向。在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的描述中，罗尔夫魏格斯豪斯叙述了一个可能被视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实。在1940年代，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讨论了将普遍理性建立于语言之上的可能性。1941年，霍克海默尔写信给阿多诺：
“语言意指非常独立于说话者的心理意图，那种已被独立地归属于理性的普遍性。对这种普遍性的解释必然引向关于一个合宜的社会的观念。……与某个人交谈基本上意味着承认他作为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可能的成员’。言谈确立起趋向于真理的一种共享的关系，并因而是对另一个存在的最深层的确认。”
根据语言与普遍理性的这种结合现存的不正义遭到了来自语言的居高临下的批判。语言本身的具体化和功能化进程被认为象征着“彻底被支配的社会”。然而，由于商品化和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相伴而生的其他病态趋势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语言也未能幸免：“不再有任何可用的语言表达形式不趋向于根据主流的思潮而作调整。一种贬值了（的语言没有自动地做到的社会机制一点不落地给补上了。”
阿多诺完全同意霍克海默尔的观点，即（理想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合宜的社会的观念”。他肯定语言与规范性真理或者公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然而，听起来像是后来的哈贝马斯方案的蓝图，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确信语言与正义的关系必须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解释。尤其是阿多诺对语言所作的辩证的解释，为语言之规范性地位带来的后果，要比哈贝马斯所愿意承认的更多。这一激进的关于语言的观念抓住了一个要点，在处理批判理论中的正当性—即批判理论求助于语言理论）所运用的规则的正当性—问题时，这一点对我而言是实质性的。早在其题为“哲学的现实性”的就职讲座中，阿多诺就表达了他对于“任何正当性论证的推理”的保留意见。被提出来的替代性方案是一种新的哲学它意识到同一性思维的灾难性趋向，也意识到这种同一性思维根植于观念论的传统。阿多诺揭示出特殊性与普遍性、何为正义与非正义、正义的肯定性解释与否定性解释之间的张力是语言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而不是建构一种对于正当性的肯定性解释，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或者关于真理的共识理论。
这种语言的张力已经在本雅明对原初时代亚当的语言—每个客体与创造和完善它（该客体）的名称相应—的弥赛亚式的重述中呈现出来。本雅明强调现代语言的混乱使得援引本源语言成为不可能。在概念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性的裂痕或者阿多诺所说的非同一性。阿多诺将这一分裂归因于每个客体都具有的两个不同的维度：语言所能表达的与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语言只交流事物的语言学本质”，他写道，“它们的精神本质只是在其被包含在语言学本质内的程度上得到交流。”本雅明为存在于世界上的精神本质的剩余找到了神学上的支援，这种剩余不能被语言学的方法所捕捉。根据他的解释，《圣经》中上帝拒绝叫摩西的名字，很可能是因为任何名字都不能把握人类个体的精神本质。阿多诺接受本雅明从神学层面上对概念与客体之间差距的解释，并把它重置为关于概念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世俗化伦理或者是一种消极伦理的一部分。尽管概念声称与其客体相适应，但却不能兑现这一承诺，因为它不能把握其客体的特殊性。经常会有物质性的剩余，一种在客观上的不可化约的剩余，它不能为抽象的概念所把握。观念论否定这种剩余，认为概念与客体是同一的，或者在其最激进的形式上，认为客体是由主体所产生的。观念论与认同概念与客体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唯物主义批判的恰当对象。
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从来没有完全把握到它们之所应是这种抱怨有时似乎是一种范畴上的错误。由于语言只是一种致力于将某种特殊性置于或多或少适当的普遍性之下的一种工具，对其本质性的功能对从属于某一概念的特定客体进行抽象—展开任何一种规范性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单数的‘脚’这个单词指涉的是比我的两只脚—不管我自己个人的一双脚的特殊性—更多的脚，并不是这个单词的缺陷。……为语言的非特殊主义而惋惜，就像一个人为在洗衣机上不能调出世界杯频道而感到遗憾一样，是找错了地方。”
但是，阿多诺的批判背后并不仅仅是对幸福花园的一种怀旧。在幸福花园中，每个客体，包括每一只脚，都有自己的名称，正如每一种花散发出其特殊的芳香。语言是具体化的而不是模拟的，因为它全面地折射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结构渗透到语言的结构之中。譬如在一个个人珍视物质财富和所有物的社会中第一人称、占有性名词以及简短的概括性陈述会比涵盖他人、动词以及复杂的定性表达普遍得多。因此，对于语言的批判就转变成为对于社会的批判。
虽然社会的基本结构允诺对其个体成员施行正义，作为其通则，它也将一种抽象的规划强加给个体。同样的，尽管在其纯粹形式中语言包含着意义，但每当被应用时它总是不能够充分地表达其所关涉的内容。由于理想性与其实际应用之间经常存在差距，任何尝试，如果诉诸理想性的基础，而不解释其在应用中遭遇失败的构成性条件以及历史特殊条件，将是盲目的。建立在此洞见之上的一种批判理论形式正如杰米费舍尔所言，“需要并且包含着一种非常不同的基础，在此基础本身中培育出一种对于积极的规则及其消极的）限度的敏感性。”通过对理论的建构和处理，我们倾向于认为，概念只是占据着它应表示的符号的位置。通过这样做，我们对个体情形的特殊性进行了抽象。一种宣称关涉正义的理论，经常关心给予特别性以其应得，而且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然而，不仅特殊性常常被遗忘，事物与概念之间的非同一性还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概念不仅是对客体的超越，它还常常遗漏了客体的丰富特殊性。就第一种情形而言我们可以看看正义的概念。完美正义的观念超越了任何个别的立法行为或者以正义为名所要求的行为。然而，反过来也可能是真的。比如，作为一个德国人这个观念，并不能通过任何一个碰巧来自德国的具体的个人而得到实现。一个特定的德国人，比如安吉拉默克尔，代表着德国人的某种老套印象如强调准时、一丝不苟以及缺乏幽默感，等等），但这个人也有其他超出或者并不符合这些老套印象的方面（如过去学过物理学和是一位女性总理）。
同一性思维，即假定概念与客体的适应性的思维，是“意识形态的首先形式”。①不像很多当代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者，阿多诺强调非同一性或者特殊性只有依据某种同一性才有价值。概念与客体并非相互冷漠，而是为同一而奋斗，尽管不能兑现这一承诺。换句话来说，正义为公正的立法和行动提供了一种尺度，而默克尔则影响着作为一个德国人这一概念应该包括的内容。
阿多诺强调一种意识到概念与客体、普遍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关系的哲学，不能通过法令避免或者克服它们。我们不能只是像维也纳学派那样构造出一种新的哲学语言。反之，批判的哲学将需要继续使用—即便同时对其进行批判—概念与直觉、主体与客体这些语言，它们在哲学史上早已司空见惯。形而上学的思维只能从内部进行解构。这把阿多诺引向一种有关思考和语言使用的实验，它反映了概念与客体的同一性是不可能的。在阿多诺看来，排比结构与散文体的思维最类似于这种敏感于概念与客体的非同一性的思考与写作。伊格尔顿捕捉到了这种写作实践：
“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是晦涩的、令人生厌的写作实践本身，一种定位于持续的危机状态之中的话语，曲折地迂回至其自身，在每一个句子的结构上都尽力避免客体的‘坏的’直接性以及概念虚假的自我同一。
正如我在论文的开头所表明的正义与批判理论处于一种基本的紧张关系之中。在批判理论的历史上，这种紧张得到了重申。一方面，有一种传统强烈地拒绝诉诸规则和正当性，因为它们只是必要的虚假意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家不断地和广泛地利用那些以正义为名的论争。对于规范性和正义持两种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态度，可以以马克思为例。这种紧张不可能被解决，而是需要在真正的批判实践中将其反映出来。我认为，批判理论的最初动机是针对统治的解放性批判，它对于描绘一种肯定的）正义概念—不管是在程序还是在实质方面—的努力，不得不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立场。这种“否定的”方案经常被批判为一种“反理论的理论”形式，它指出践行道德理论所遭遇的挑战，但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毫无疑问，这种哲学努力并不容易与道德理论的标准解释相一致，后者被理解为描述什么是善或者什么是正当的。与其因为悲观而放弃这种方案，我相信它为有着规范性意向的如罗尔斯的和哈贝马斯的）当代理论传统，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替代。当它反转向自身时，这种否定的方案所做的就是对批判理论本身进行启蒙。因此，如果我们将一种不同的和更具反思性的启蒙形式理解为有意义的目标的话，它的否定性就内在地具有建构性。《启蒙的辩证法》的核心洞见就是神话已经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通过描绘这一内在于非反思性启蒙思想的潜在的毁灭性逻辑，否定辩证法通过否定的方法接近那个渐进的又总是面临着危险的解放目标。只有一种质疑其自身基础之可能性的推理形式认真对待作为自我批判实践的解放的观念。它牺牲了关于概念、规则与特殊性之间的最终和解及它们的最后基础的观念，但并不放弃对于和解的承诺。
阿多诺的策略不是回避。因为他特别意识到：关于真理的性质与正当性的问题不能通过将其作为哲学家所编制出来的没有任何牢固基础的问题而加以抛弃。阿多诺展示了下述三者无条件的规范有效性主张、论证这些主张为正当的需要以及缺乏任何形式的无条件的正当性之间的悖谬性。不同于那些将阿多诺的哲学描述为绝对悲观主义的解释，文本的依据不容置疑地表明，所谓阿多诺的思想从《启蒙辩证法》开始的悲观主义转向已经被夸大，这是因为这种解放的叙事已经被化约为一种认识论，而不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哲学。阿多诺在其作品—这些作品很不幸地被解释为“反对认识论”—中发展出来的对于认识论的元批判，试图通过展现正当性理论的悖谬性，来超越作为辩护推理之完成的认识论。
人类无疑会继续追求无条件的有效性，只要他们还开口说话。另一方面，对于无条件性的要求仍然具有“先验的外观”，因为每一种探寻其根基的尝试都会导致一种循环一种无限的后退或者基础主义的假设。辩护性话语（的结构性缺陷极少被当作我们所理解的启蒙理性以及它对于自治力的信任的一部分。启蒙辩证法的最初设想试图超越理性它告诫理性其最隐秘的错误取向是把自己当作基础的和绝对正确的。“理性是辩证的”，门克指出，“因为它犯错但不从中吸取教训。”—种对自身描绘出正义理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通过揭示语言与辩护性话语的规范性基础—的批判理论仍然致力于启蒙的方案，并且承认其中的悖论式结构。
“在作品中，我们面对的困境显然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现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并不怀疑其中有循环论证—会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即便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思维的概念本身，并不逊色于与其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的历史形式社会制度），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种子。如果启蒙不对这一倒退环节进行反思，那么它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这一困境的清楚表达，是批判理论之目的的一部分，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其使命的一部分。与其彻底地抛弃启蒙，理性的批判要我们注意价值与理想—即使是嵌入于语言之中—经常地指引和控制着统治与自我持存的动力。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进行持续的自我反思式的质疑，成为真正人的存在的理想，也成为批判理论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
有人可能会回应说，即便通过强调否定的解放力量作为实践批判的唯一路径，阿多诺也没能逃出发展某种本质主义哲学的陷阱。由于阿多诺一再断言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打算成为某种方法，而只是作为一种对僵化成为固定不变的方法保持警惕的解释学技巧，人们大可放弃对阿多诺所做的本质主义的解读，并同意杜拉希拉科内尔的观点：
“对于阿多诺来说，本质被表述为否定性的概念，它使得世界成为它的那个样子但否定性被表述成为本质则只有间接地从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中获知否定性不应被实体化为绝对的他者。”
正如阿多诺所揭示的，对先验基础的探求成为在自然科学至少在前库恩的图景中）的归纳或者演绎的方法论中推进批判思维的另一种尝试。对一种正当性理论的探索不仅仅是向那些拒绝某种认识论的理论开放。基础主义的进路只是表达了在基本结构不正义的时代树立正义观念或者理论这一难题，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案。对于基础主义的批判在道德上不必是相对论的。认识论的观念，不管它们是相对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还是基础主义的，都必须与道德怀疑论或者犬儒主义区别开来。因此，不是从价值多元主义问题，而是从令人信服的窣义资源的消失导致道德怀疑论和犬儒主义这个方面，来阐述现代的困境，似乎更为合适。布莱希特韦尔默尔正确地观察到，“伦理学的发展需要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虚假对立也就是说，道德和理性的存废，并不取决于那种建立在终极一致或者根本基础之上的绝对主义的存废。”
让我以一个纲领性的评注作结：我认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建设性方面或者目的在于解放的潜能，这种潜能培育着对其自身之可能性的怀疑。对规范性要求的正当性证明这一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当一个人只是在辩护性的框架内—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转向仍然停留于此框架内进行论证时才产生出来。然而，批判理论不得不处理意义的问题，并且寻找比自由主义的规范性论证模式所提供的更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在关注正义和正当性之外还应该同时关注在现代性的时代如何处理意义资源的消失问题。杰伊伯恩斯坦注意到批判理论不得不调解对于正义问题和虚无主义问题二者的关注。伯恩斯坦指出，只有通过将其注意力限定于正义问题之上，批判理论才转变成正当性的话语。
“如果你相信现代性的问题—启蒙的未竟的工程一是一个正义的问题，那么你可能会认为将人类的互动建立于互惠或者相互性之上的主体间性的转向是最重要的。这是一条源于马克思的路径，在其中统治和剥削等现象是最重要的。然而，如果你和尼采、海德格尔一样，相信异化、意义的丧失、去理据化等等，是我们时代真正棘手的现象，那么，一项从人类活动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这一角度去阐释这些现象的课题将是最为重要的。”
正义和意义的这种相互对立不必如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绝对。批判理论需要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把对于正义和意义的关注结合起来。通过让对有效性的思考压倒对意义的追问，哈贝马斯培育了现代性的意义破坏机制。他对于语言和理性的处理—它们只是与程序的要求相一致才受到追求—只是考虑到这种反思性理性，即它在本性上对于实质性的意义资源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今天批判理论所面对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这种怀疑论，以及批判性地恢复和拓展提供意义的那些传统。正如在阿多诺那里能够找到的，早期批判理论中的浪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约翰阿纳森所说的：
“对意义的捍卫，以反对其被启蒙的意义破坏机制所吞噬，后者是与权力的扩张及理性化相适应的，并体现在现代世界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
我所努力描绘的差别，是一种存在于认识论哲学—它在探寻普遍性的基础中确立正当性问题的优先性—与激进的为世界解蔽的批判之间的差别。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阿多诺、海德格尔和尼采的观点作出诠释，谴责他们将彻底的悲观主义与以解放为旨趣的批判意图混同起来。哈贝马斯将他们恢复和形成伦理的约束传统的尝试化约为“否定的意识形态”、“唯美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显然假定了这些传统只有私人的而非公共的价值。通过吸纳自由主义对于善的中立性观点（通过将其私人化），以及赋予哲学作为现代性的不同价值领域的调解者这一地位，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模式不必要地将批判理论的作用限定于一种论辩式哲学，后者利用辩护性话语的内在优势重建了一种正义理论。
我认为批判哲学有双重的目的，它们不同于将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来建构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尽管以一种自我批判的方式—对于统治、异化和其他形式的不正义的批判，它处理了关于规范有效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和创造性的维度人们可以追随海德格尔将其称为真理的维度或者世界的解蔽。这两个维度都呈现在语言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于有效性的问题。对他而言，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关于他所说的内容的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决定于一种肯定或者否定的立场。从对话参加者的视角看，这些要求都具有一个无条件性的时刻。关于语言一世界的二元观念，只有在言说的客体—被谈论的东西被视为是完全静止的和确定的时候，才有意义。社会现实并非如此。语言与我们的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此种意义上是确定的。特定的言语行为中的客体并不是确定的，而是部分地由言谈本身的活动创造出来的。尽管哈贝马斯承认语言的这一创造性维度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但在提倡将批判理论改造成话语伦理学时，他并不承认这一创造性维度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哈贝马斯只是把为世界解蔽的话语当作一种特殊的艺术性话语后者是在包含着许多或多或少独立的话语的社会中由它自身的规范性标准所支配的。他不承认艺术的统治权以及理论的审美维度。他错过了审美话语为我们的其他文化领域带来的不断发展的和经过反复协商的真理性内容。
在此无法处理这种审美维度建构世界的方式。简单地说艺术以—种为世界解蔽的哲学的形式重新出现它担负起一种革新的职责阐述了许多可能的替代性话语，用以取代霸权文化沉淀下来的那些话语。为世界解蔽的批判使我们能够回到罗蒂所说的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词汇，并对其提出疑问。这样做使我们陷入一种困惑的处境，这一处境使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话语”的偶然性以及被遗忘的或者还没有实现的替代性话语的意义。“有趣的哲学”，罗蒂指出，“鲜少只是对一个论题的正反面意见的检讨，而通常是一个根深蒂固但已麻烦丛生的词汇和一个半生不熟但隐约透露伟大前景的新词汇之间，或隐或显的竞赛
尽管我已经强调辩护性话语的限度，通过描述和隐喻式的暗示来使替代性话语变得有吸引力，并不反对从我们的话语实践中重建规范性的话语。它只是反对那种把规范有效性—它们被认为比带有偶然性的一系列推理更为深刻—建立在如“语言的性质”或者“话语的性质”之上的原教旨主义的尝试。一方面是有效性与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世界的解蔽，二者必须被视为在每一个言语行为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语言和批判的两种互补的维度。对于正义的关注和对于意义的关注，构成批判理论为了完成未竟的现代性所必须处理的两个重大的挑战。
作 者：马里奥•温宁，澳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译 者：林育川，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 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