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景¹，徐梦秋²

（1，2.厦门大学哲学系；1.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马克思不是停留在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问题，相反认为，理性原则从属、依附于利益原则。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奴役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解决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现实矛盾分析中层层展开，表现出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双重视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批判与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两大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视野；特点

在现代性论域中，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当作文化问题来讨论，把高度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种种弊端归结为科技理性的泛滥，从而仅仅诉诸于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来解决现代性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剖析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式: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图从市民社会本身中，从社会的经济事实中寻找解决矛盾的出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假象中，渐渐深入现代性的根本，抓住现代性的实质，从而揭示了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形成了他透视、把握现代性的历史的、辩证的立场。

一、马克思语境中的“现代”及“现代性”

在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种种弊端开始暴露出来。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是最早揭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和特征的思想家之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现代性作了历史的辩证的批判反思。他将16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有别于以往狭隘的民族历史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语境中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

现代性是指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性质和状态。它萌芽于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不同思想家对现代性的阐释见仁见智。韦伯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视现代性为“启蒙理性的宏大叙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马克思没有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我们也不能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是，通过对现代性起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现代性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的面孔出现的，表征历史分期与演变历程的“现代”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伴而生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先驱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马克思通过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力图揭示物质生产方式类型之间连续演变的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某个社会的连续性变化。马克思曾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看作是现代社会来临的标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称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马克思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从起源上来看，西方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正是商品经济造就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开化国家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的乃是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造就了世界历史。因此，现代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发展的深刻根源。总之，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本质的诊断。

二、理解现代性的关键:理性原则服从于利益原则

在现代性论域中，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当作文化问题来讨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甚至当代）的西方学者把“理性”及其“自由”“平等”原则作为时代特征，例如，韦伯用理性化来表征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合理化过程”。当然，从文化到文化，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如果将理性、文化视为解释历史的全部依据，那就无异于“一位好汉曾经想象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人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颠倒了这种认识方式:“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些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文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渊源关系被揭示出来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推动力，而是它的结果和产物。因此，现代性和现代化不能从启蒙学者的理性代替神性或者韦伯的所谓世界观的合理化那里去理解。尽管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呈现出更多的理性特征，表现为理性化的生产、理性化的管理制度和科层制度等等，但是，这些现代性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只不过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而产生的。显然，在理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决定理性能否起作用的更根本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世纪孕育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利益的实现方式是获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而得到的绝对剩余价值。但这种剩余价值的获取是有限度的，因为工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剩余价值还有另一种即相对剩余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把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运用于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取的。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通过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来实现并推广，而新科学技术的获得和推广必须借助认知理性以把握、驾驭自然规律（“知识就是力量”）。但是，依靠理性把握自然的客观要求受到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重重阻碍，因此，弘扬理性、破除迷信和盲从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正因如此，马克思充分肯定理性原则是当时进步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设计社会新秩序的主要依据。但是，高扬理性原则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利益是决定理性能否起作用的最根本的东西。现代性构想只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利益的反映，理性原则从属、依附于利益原则。“`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的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构想无非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资产阶级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其阶级利益的。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笔者注）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在马克思眼里，现代社会及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此，高扬理性原则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近现代与古代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否诉诸理性只是在思想层面的区别，在理性原则的背后，乃是利益在起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问题上与当代西方学者的根本分歧。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视野

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社会”，他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有着充分的估计。《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虽然是合乎理性的，现代性的现实却充满着矛盾和荒谬，他清醒地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从社会历史根源上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产力的束缚，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在这里，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早地也更明确地洞察到资产阶级所谓的“理性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王国，在政治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在经济上，从表面上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充分展示平等交换法则的理性体系，其实却充斥着私人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的矛盾以及抽象理性（资本关系）对人的统治造成的劳动异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只是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这只是有产者的王国，并且是建立在对无产者剥夺的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现代新型的奴隶制。总之，现代文明社会“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现代主义所提倡、推崇的理性已从批判的武器退化为维持秩序的工具，所有的这一切只能表明资产阶级按理性和人道建立的所谓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理性原则是当时进步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设计社会新秩序的主要依据的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了理性原则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和工具性质，所谓“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启蒙学者所设计并参与建立的理性社会，仍然是贫富悬殊的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未实现，这个社会实际上是非理性、不道德的；剩余价值被少数人无偿占有，雇佣劳动乃等价交换形式下掩盖的不等价交换，这是近现代经济制度所包含的悖论；虽然韦伯、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了现代生产和分工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原则，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成就的同时，又揭示其历史局限性，从而批判了抽象理性统治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但他们企图仅仅以纯理性的批判活动取代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不是停留在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问题，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统治。而“资本的统治和奴役，既不能将之归结为价值观念，也不能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而是由于先前历史发展所铸成的生产制度”。因此，必须推翻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只能依靠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诉诸于工人的革命运动，用“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理性王国”。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通过革命来“改变世界”，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无疑，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解决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现实矛盾分析中层层展开，表现出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双重视野。

四、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一）科学和价值的统一

在早期，马克思是主要是从抽象的“类本质”出发，以异化劳动为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价值批判，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决不指望通过伦理和道义的批判来驳倒资本主义，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从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根源，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还根据社会运动客观规律的科学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辩证法，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同时，马克思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探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道路和途径。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这种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特点，也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后者虽然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劳动的批判思想，但其现代性批判并不是以现实的社会制度为批判对象，而是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丢弃了马克思的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力图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批判精神。这样，虽然他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经济领域的秩序化和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压制与奴役，造成了“单向度”社会。但是，他们仅仅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些弊病归结为理性自身，而后又进一步归结为科技理性。所以，他们把现代性批判简化为理性批判，又把理性批判简化为工具理性批判，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找根源。实际上，理性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认为的能自己实现自己的独立的存在，理性依存于社会实际生活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不是如韦伯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推动力，恰恰相反，它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和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表现为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更是走向极端，他们抛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片面地强调科技理性消极的一面，甚至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这不仅会促使人们彻底怀疑和全盘否定科技文明，而且还会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精神和改造力度。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技术统治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表现，科技渗透在意识形态中但并不属于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能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作为资本剥削的工具，乃是因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看不到这一层面，他们企图通过理性批判来摆脱奴役的所谓合理化社会的重建，只能陷入绝望和乌托邦的境地。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之前，任何关于“解放”的言说都是非科学的。马克思不是仅仅从理性层面揭示异化现象的产生过程，而是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生产与交换过程，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定性，来具体展示现代性的异化产生的深刻根源，而这种异化的清除不是通过理性的颠覆或重建就可解决的，真正需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这是马克思的建立在实证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批判，体现了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列宁说:“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离开特定社会的背景条件、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力图揭露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这种批判是浮于表面的，是无深度、无实证的批判。

（二）批判和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是简单地破坏和消解，而是破与立的有机统一，是一种扬弃。“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事实上，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重构:“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理论批判的主要武器是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是所谓的“变戏法”，马克思没有把辩证法当作教条去预测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虽然马克思和后现代理论家都致力于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致力于揭示现实世界的社会历史性，反对用一套固定不变的概念和体系来解释世界，注重现实生活的动态性、不确定性，但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坚信革命的实践能够导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坚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而后现代理论则倡导反中心、反本质、反基础，把理论活动的核心看作只是对文本的批判，并沉溺于话语之中。后现代在语言上越来越深刻，但在对问题的透视上越来越平面化，往往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或仅仅是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较少涉及这种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更是未能涉及，这种批判实质上无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乃是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等来表征现代性的问题，对现代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的揭露，总是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深层，从中找出导致异化的深刻根源，从而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主张通过现实的社会物质力量，建立一个无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这样，现代性所蕴含的潜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由此，反观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其重在摧毁，而弱于建设，容易导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无原则、无目的、不确定性的批判只是把现实摧毁为一片“废墟”，剩下文明的“碎片”。这只会使人感到茫然无措、无所适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伟大任务，体现了高度的时代关怀和时代精神。无疑，马克思主义理想应作为我们当代人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与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的。现代性既在现实上是现代化追求的目标，又在理论上包含着对现代化进程及其负面效应的反思，具有“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现代性不仅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而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坚持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要求我们研究现代性不能是无批判的实证，更不能是无实证的批判，而应坚持实证的批判。在现阶段，中国还处在资本的框架下，必须把发展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既要有物的现代化，更要有人的现代化。既要大力弘扬现代性的理性与主体性精神，又要尽量避免工具理性泛滥造成的严重后果。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要求我们抛弃僵硬、抽象的现代性模式，根据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体现的历史辩证法，从国际形势和本国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在科学地解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掌握好社会转型的现代方向，并保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从而以实践来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可能走向及其历史内涵。

来 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