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秋 冯红菊
（厦门大学 哲学系）
[摘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把握正确方向，实现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必须总结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史。要倡导科学运用，反对生搬硬套；要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两个群体的积极性。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时代课题。要完成这一个课题，就必须努力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相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两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他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对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把握正确方向，克服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术领域不同程度的失语、失声，实现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用和发展？这就需要总结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史，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这对于正确贯彻“5·17讲话”的重要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指导，很有必要。当前，正在全国高校广泛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要“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漫长的互动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正确地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在当下的宣传、舆论、主题教育过程中防范此类现象的出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倡导科学运用
在科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有许多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943年，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见到了《资本论》的翻译者、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王亚南。在交谈中，李约瑟请王亚南简要地谈一谈中国的官僚资本。由于平时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王亚南一时说不上来。此后，王亚南带着这个问题，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对中国封建社会和民国以来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本质与特征，阐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及其与“两税制”和“科举制”的关系，论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形成与演变。其研究成果先以论文形式发表，后结集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名于1948年出版，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如果把这部著作与钱穆在几乎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他们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见解有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王亚南的另一贡献，是把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古代尤其是近代经济社会研究，写出了被誉为中国式《资本论》并被译为多国文字的《中国经济学原论》。在这本著作中，他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发，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傅衣凌发表过一篇谈治学的杂文。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他认真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接受了唯物史观，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明清史的研究。傅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所创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日本和美国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哈佛中国史》的主编、美国学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在该书中文版的总序中这样说：“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
这几十年来，中国会计学界在方法论上的争论较为激烈。有的坚持规范主义的方法，有的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中国会计学者葛家澍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一争论，他专门阐述了辩证思维方式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关系，主张把规范主义的方法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不是绝对对立起来。看得出他在掌握《资本论》的逻辑即辩证思维方式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努力运用于他所擅长的专业领域。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肖来马，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化学领域，开创了脂肪烃包括高级烃在内的系统研究。他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方法（马克思把“商品”这一“细胞”，作为《资本论》的起点，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展开和建构《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把脂肪烃这一有机界最普遍、最简单的“存在”，作为有机化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程序，建构了有机化学的理论体系，出版了《碳化合物教程或有机化学教程》。这部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化学家。他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说明自然界的现象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如运用质量互变原理来说明化学中的异构、同系现象。他还自觉地以科学的成果为论据来论证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在《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化学发展史的研究和总结，证明“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规律进行的”，并运用化学发展史的实例来说明科学对生产的依赖性和促进作用，论述科学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日本的物理学者坂田昌一，在20 世纪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为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专著《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记叙了他如何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以上的案例是我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工作时，必须认真学习、揣摩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存在着生搬硬套、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学术问题的深刻教训。20世纪，苏联的生物学界发生了一场论争。生物学者李森科对坚持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大批生物学家进行了长期的批判和打击。1948年 8月，苏联召开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作报告。他声称自己是米丘林学派的代表，为“米丘林生物学”贴上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标签，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扣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大帽。由于李森科得到了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支持，苏联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被撤销，有 3000 多名生物学家失去工作或改行。这一事件还波及了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遗传学的正常发展。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棍子和帽子打击学界不同观点的同行的行为，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学科、院校调整的过程中，由于片面理解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有关论断，接受了苏联学者米丁、易希金科、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观点，我国取消了社会学等学科，使这个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中断了近30年。类似情况也发生于政治学等学科。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指出了这一严重后果：“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的时候，学界一定要记取上述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这是正确对待和处理学术争论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学界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互动关系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研究成果说清楚什么是科学的运用，什么是生搬硬套，什么是理性批评，什么是“打棍子扣帽子”，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指导，绝不能重蹈极右和极“左”思潮的覆辙。特别是在当前推广课程思政的活动中，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一定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各个具体学科上。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
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很淡，还有一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前者如语言学、逻辑学、统计学、会计学，后者如哲学、史学、政治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正确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
在20世纪的苏联语言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论争。语言学家马尔及其学派声称语言属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把任何一个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可以运用的语言和语言学，硬生生地分成了无产阶级的语言学和资产阶级的语言学，并利用行政权力打击持不同观点的大批学者。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支持“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破除了马尔学派称霸苏联语言学界数十年的局面。
对于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性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这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态度与方法。它对于统计学和会计学特别有意义，对于统计工作者提供真实的证据，对于会计从业人员不做假账，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提到葛家澍运用辩证方法解决会计研究中的规范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矛盾，提倡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学科研究的范例。
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虚心地向其他学科学习。马克思主义者调查研究，离不开统计学。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问题必须符合逻辑，讲话写文章必须符合语法。毛泽东同志就曾号召全党，学一点逻辑，学一点语法。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也经常向化学家肖来马请教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并请他审阅部分手稿，倾听他的意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
对于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还必须充分发挥唯物史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也是一种历史观，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任继愈运用唯物史观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根据实用主义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就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和价值取向的重大分歧。在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十分的坚定，也要十分的谨慎；既要坚持客观真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反对错误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还要努力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学科中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益的营养成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属性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它们仍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还通过辩证的扬弃，吸收了它们的有益成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这一论断也适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应该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
此外，还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新发现，他们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并向世人通告的情况，曾多次出现。例如，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于原始社会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恩格斯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自己以往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也有所修正、有所调整。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当作绝对真理，往各个学科头上乱套。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发挥两个群体的积极性
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其他学科的发展，不能单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要依靠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国必须发挥这两个群体的积极性。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学科领域不同程度的失声、失语的状况和根源，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当前尤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率先垂范，不能把自己一辈子局限在本学科的圈子内，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文本的诠释上，而应越出本学科领域，密切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向其他学科吸收营养，努力使自己熟悉一两门其他学科，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这些学科，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其他学科发散和渗透。恩格斯 1890 年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夸夸其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学者。他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作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联系当前国内学界，恩格斯的批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些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不仅生疏于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对其他学科也基本不了解，于是就出现了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所批评的“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象。如此，怎么能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话和交流，更不用说指导了。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可行路径。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和军事学的研究。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源泉、美的本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自己首先要做起来，起示范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越出本学科的藩篱，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与动态。
其次，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努力运用于本学科、本专业，也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重要途径，甚至是主要途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其他多个学科达到专精的程度，因此要大范围地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必须依靠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各个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切磋磨合、彼此认同，才能相互渗透，无缝对接。在这个方面，前辈史学学者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白寿彝等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史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前面所提到的学者傅衣凌和葛家澍，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自所在学科的先行者。他们艰辛探索的经验、成就和不足，都是值得学习和反思的。一些自然科学学者，如德国化学学者肖莱马、日本物理学者坂田昌一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运用于自己的专业，取得了成就。这些范例，也值得揣摩、借鉴。
最后，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百多年来的互动关系史，认真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今后的良性互动奠定基础，这是一项难度极大且做得还很不够的工作。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和成就的了解与研究是很不够的，对“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和研究也是很不够的。这项工作亟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联手做起来。
来源：《学术研究》2023年第6期。
